1966年3月，攀枝花的早春依旧透着一丝寒意。一位头发已白的老人在自家门前静坐，远远地看到几名身穿军装的人朝他走来。领头的人身材魁梧，走近时仔细打量了老人的面容，随即问：“您是曾在大渡河为红军撑船的帅仕高吗？”老人愣住了，眼中蒙着的白膜似乎微微颤动。他缓缓地点了一下头。那位军人走上前，紧握他的手，声音微颤地说：“老同志，我们找了你很多年。”此人正是彭德怀。距离那场大渡河的战斗已过去整整三十一年。谁能想到，曾在战火中为红军渡河的船工，后来却在大凉山深处隐姓埋名，过了十几年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。

要讲清楚这段经历，还要回溯到1935年。那年5月，中央红军经过曲折辗转，抵达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场。大渡河以河宽水急、两岸高山耸立而闻名，自古以来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险阻。七十多年前，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曾在这附近被清军围困致死。蒋介石也曾扬言，要让红军成为“石达开第二”。

红军的处境堪称绝境：背后是追兵薛岳的穷追不舍，前方是汹涌的渡河天险，河对岸则是守着机枪的国民党军队，封锁了渡口。架桥的时间紧迫，而可用的渡船寥寥无几，整个安顺场也仅找到几条木船。作为唯一的生路，他们只得找熟悉水性的本地船工，用手中仅存的船只将突击队一批批送过去。

当时红军内部对渡河策略展开了激烈讨论。有些人主张强行架桥，但由于河宽水急，所需材料难以凑齐，时间也不允许。而另一些人则建议分散突围，可一旦大部队分开，便容易被各个击破。最终，决定集中所有现有的船只，组织突击队强渡，以便先在对岸撕开缺口，再掩护主力渡河。这个计划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愿意撑船。

安顺场一带有许多以水为生的船工，然而在枪林弹雨中将船撑到对岸，又有几人敢于接下这个任务？一方面是红军，另一方面是国民党，支持哪一方都可能招致更大的危险。帮助红军后，若国民党回来追究，他们的家庭又该何去何从？但不帮眼见年轻战士们在河边等死，心里更是难受。帅仕高就是这些船工中的一员。那时他二十出头，身体健壮，水性极好，在这一带撑船已有多年经历。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，也不懂太多道理，只是知道依靠体力养活自己，靠河水生存。平日里撑船送客，虽日子过得紧巴，却也算过得安稳。

当红军找上他时，并没有用武力威逼。他们和气地说明了当前的困境，并详细描述了这趟任务的危险性，最后询问他是否愿意帮这个忙。帅仕高凝视着面前这些衣衫褴褛、面容疲惫的战士，看到他们眼神中的坚定和说话时的理智，和以往见过的军人完全不同。经过一番犹豫，他最终同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去寻求了几个好友船工一起参与这次任务。

1935年5月25日，开渡大渡河的行动正式展开。关于每条船的载人数和撑船的船工具体信息，后来的资料或许有所出入，但有一点无可置疑：正是这些熟悉水情的船工，使得红军手中哪怕是几条船也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。